沃尔科特我不是你的城市,也不是你的文化_鸡蛋花栽培

沃尔科特我不是你的城市,也不是你的文化

“整个安的列斯群岛，每一个岛屿，都在竭力回忆往事；每一个心灵，每一部种族的传记最终在遗忘和迷雾中消失。穿透迷雾的一束束阳光和突然出现在无际的彩虹。那就是安的列斯的想像的努力和辛劳，点点滴滴地用竹编框架重建它的神像。”

安的列斯群岛：史诗往事的断想

——德瑞克·沃尔科特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

[圣卢西亚]德瑞克·沃尔科特

王永年译

费利西蒂是特立尼达岛卡罗尼平原边缘的一个村落。那片广袤的中部平原至今仍种植甘蔗，黑奴解放后，砍甘蔗的都是招募来的契约劳工，因此为数不多的费利西蒂居民以东印度人为主。一天下午，我和几个美国朋友去村里参观，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印度人的脸型，这一美妙动人的景象正是我希望介绍的，因为这天是星期六，村里准备演出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史诗剧《拉姆里拉》，穿好戏装的演员们已经聚集在一块像是新加油站开业似的插着一排排彩旗的空地上，穿着红黑两色的漂亮的印度小男孩朝着下午的天空弯弓射箭玩耍。天际蓝色，山峦起伏，周围草地绿得发亮，太阳西沉时空中的白云会幻现出各种色彩。费利西蒂（该词的词干在拉丁语系文字中有“幸福”之意）！勾起史诗往事的多么温馨的名字。

空地旁边的凉棚里有两个笼子似的庞大的竹编框架。那是神像的肢体，小腿或者大腿，装配好、竖起来之后将组成一尊巨大的模拟像。史诗剧演出结束时模拟像将被烧掉，那些竹编的结构使人蓦地想起一个可以预见的类比：雪莱描写奥齐曼狄亚斯倒塌的塑像及其帝国的十四行诗，荒漠中“庞然大物的残骸”。

鼓手们在凉棚里生了一堆火，烘烤他们手鼓的皮面以便绷紧。桔红色的火焰、绿油油的草地和将要焚烧的竹编神像的肢体框架，并不是发生在帝国权力终于土崩瓦解的荒漠里的事，而是终古常新的季节性仪式的一部分，像收割甘蔗后烧荒一样，一年又一年的重复进行，牺牲的目的在于重复，破坏的目的在于通过火的洗礼得到更新。

各路神仙陆续进场。史诗戏文即将演出的、搭好戏台的凉棚里传出我们通常称之为“印度音乐”的喧嚣，身着戏装的演员们先后来到。我想大概是王子和神仙吧。多么不恰当的说法！“我想大概是王子和神仙吧！”这种无奈的解释体现了我们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民族隔阂。我虽然常听说《拉姆里拉》，可是从没有看过，更没有看过由村童们扮演武士、王子和神仙的这种露天演出。我对那部史诗故事的内容、主人公和主人公与之战斗的敌人一无所知。最近我替一家英国剧院把《奥德修纪》改编成舞台剧，估计观众能了解这部小亚细亚史诗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所经历的磨难，可是在特立尼达，除了印度人之外，多数人和我一样，对罗摩、伽利、湿婆和毗湿奴（罗摩是《罗摩衍那》里的主人公，伽利、湿婆和毗湿奴分别是印度教的性力派、湿婆教和毗湿奴教崇拜的神，伽利是湿婆之妻乌玛降魔时的化身，也叫难近母。）都不甚了了，“除了印度人之外”这种说法是不合常理的，我之这样用是因为特立尼达至今还这样说。

仿佛中部平原的边缘还有一个高原——漂浮在甘蔗海洋上的、因陋就简地上演《罗摩衍那》的筏子，不过那是我作为作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把费利西蒂的《拉姆里拉》看成了戏剧，事实上它是宗教信仰。演员上好装，登台之前对着镜子顾盼一下，深信自己是即将进入幻想的现实，你把这一自信的瞬间加以扩大就能找到我所揣摩的这部史诗剧的演员们的感觉。然而他们并非演员。这部神圣的戏剧每天下午日落之前演出两小时，要持续九个下午，演员们是被挑选出来或者是自己挑选剧中角色的。他们不是票友，而是信徒。戏剧艺术中没有一个可以为他们定位的词。他们演出前不需要酝酿情绪进入角色。他们的演出很可能像那天下午草地上空纵横飞掠的竹箭那般挥洒自如。他们相信自己扮演的情节，相信剧本的神圣，相信印度的确凿，而我出于作家的习惯却在那些儿童武士的欢笑的脸上或者村民王子的威武的轮廓里寻找某种伤逝、失落、甚至变性的摹仿的意义。我的怀疑和姑息的欣赏态度亵渎了那个下午。眼前的景象唤起了历史的回响——甘蔗田、契约劳工、消逝的军队、寺庙和扬起长鼻的大象——使我作出错误的解释，而周围的一切却截然不同——兴高采烈的气氛、男孩们的尖叫声、糖果摊、越来越多的粉墨登场的演员都散发出欢乐；自信的欢乐，不是失落。费利西蒂这个村名起得确实有道理。

沃尔科特

如果把亚洲的版图缩小成这些碎片：甘蔗田间白色小惊叹号似的清真寺尖顶或者球形石塔，那些把演戏仪式看成是拙劣的模仿甚至退化的人的自我嘲弄就不难理解了。偏爱正统的人看待仪式的态度就像语法学家看待方言，城市看待乡下，宗主国看待它的殖民地。渴望与中心汇合的记忆，不忘本体的被截断的四肢，像是那些竹编的神像的大腿。换一句话说，这正是加勒比人的情况，他们至今仍被看成是不合法的、没根没底的、血统混杂的人。特罗洛普说过，以人民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那里没有人民。没有人民。只有真正人民的碎片和回声，无本无源，支离破碎。

演出仿佛是一种方言，原语的一个分支、一种节略，而不是原语史诗规模的扭曲或者缩减。我在特立尼达发现世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季节性地给搬上舞台，不是出于一种文化传统的绝望而又无奈的心态，而是出于像卡罗尼平原上吹弯挺拔的甘蔗林的疾风一样坚定坦率的信仰。我们等不及戏剧开演就得穿过卡罗尼治洋的溪流去观看傍晚飞回栖息地的猩红色的朱鹮。我们守望着那些像《拉姆里拉》演员一般悠然自得的朱鹮飞回来，它们的羽毛鲜艳得如同射箭儿童身上的红衣服和飘拂的红旗，纷纷停落在一个小岛上，把它装点得像是一株鲜花怒放的树，一束安放在墓地上的银苞菊。历史的叹息在这里毫无意义。《拉姆里拉》和飞翔的猩红色朱鹮群两种景象糅合在一起，使人们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令人惊异的景象在加勒比地区比比皆是；它是风光的一部分，面对它的美丽，历史的叹息化为乌有。

我们过去重视伤逝的呻吟了。我觉得我能发现费利西蒂的穿红衣服的小弓箭手和朱鹮也是幸运。

引起历史叹息的不是风光而是废墟，除了甘蔗种植园的遗址和废弃的碉堡之外，安的列斯群岛没有什么可供凭吊叹息的废墟。如同慢慢摇动摄影机镜头，我环顾四周看到了西班牙港那边逶迤的蓝色山峦、村路和房屋、扮演武士的小弓箭手、扮演神仙的演员以及指导他们的教练，底片的声带已经先期录好音乐，我要摄制一部为费利西蒂赞叹的影片。那天下午唤起了我对失落的印度的回忆，可是为什么要说“回忆”呢？为什么不说“为真正的存在庆贺”？既然村民们从未真正认识这一点，印度怎么会“失落”？为什么在费利西蒂和中部平原所有别的地方，例如库瓦、查瓜那斯和查理村，不能“延长”欢乐，使欢乐存在呢？我为什么不让我的欢乐敞开窗口？我和所有的特立尼达人一样有权享受他们应得的狂喜，因为狂喜是扩音喇叭里传出的抑扬顿挫的鼓声的音高。我有权过胡赛因节，看穆斯林史诗里用镜子和皱纸扎的寺院，欣赏中国的龙灯舞，参加曾经座落在东西街上的那所南欧犹太人会堂里的仪式。假如我掌握了特立尼特岛所有的四分五裂的语言，我也许能成为八倍于现在的我的作家。

花瓶打破之后，把碎片拼凑起来时付出的一片爱要比它完好时把它的完整视为当然的爱更强烈。粘合碎片的胶水是它原来形状的保证。这种爱把我们非洲和亚洲的碎片、破裂的传家宝拼凑起来，但修复后仍露出白色的疤痕。安的列斯群岛煞费苦心地收集碎片，如果碎片拼不上，凑不齐，拼凑的要超过制作原物——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应占有一定地位的圣像和神器。安的列斯群岛的艺术就是修复我们破裂的历史和我们词汇的碎片；我们的群岛成了脱离原先大陆的碎片的同义词。

这也正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再创作的过程，拼凑破碎的记忆，搭成神像的框架，甚至把神像付之一炬的仪式；正如费利西蒂的手工匠们树立神像的神圣回声时用一根根的竹子、芦苇和草绳捆扎起来的神像。

沃尔科特与他的孩子

诗歌是追求完美时流淌的汗水，但必须像塑像额头的雨滴那么清新，它把自然和大理石加以结合；它同时列举了过去和现在时态的动词变化，如果把过去时态比作塑像，就可以把现在时态比作过去塑像额头上的露珠或者雨滴。湮没的语言和个人的词汇早已存在，诗歌创作是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就音调来说，个人的声音是一种方言；它形成自己的腔调、自己的词汇和抑扬顿挫，根本不理会官方的语言概念、奥齐曼狄亚斯的语言、图书馆和字典、法庭和批评家、教会、大学、政治信条和学院的措辞。诗歌是脱离大陆的岛屿。在我看来，我的群岛上的方言如同塑像额头的雨滴那般清新，不是在冷若冰霜的大理石上进行传统雕琢时所流的汗水，而是令人眼目一新的元素，雨和盐的凝聚。

被掳来和招募来的部族原先的语言遭到剥夺，便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移植并扩充了亚洲和非洲古老的史诗词汇的片断，但热情奔放的节奏感却是他们血液中固有的，不是奴役和契约所能抑制的，与此同时，一些名词重新命名，另一些例如费利西蒂村或者什瓦泽尔之类的已知的名字得到了承认。原先的语言像是横渡海洋的雾气那样，由于路途遥远，逐渐耗损湮灭，然而重新命名和寻求新的隐喻的过程正是诗人工作时每天一早就面临的过程，他和荒岛上的鲁宾孙一样必须自行制作他使用的工具，从需要和费利西蒂村汲取组合名词，甚至需要给自己重新命名。遭到剥夺的人不得不回到那种使他自己也感到诧异的基本力量——他的心灵。失事船只般的碎木断片、回声、庞大的部族词汇的一鳞半爪、遗忘大半的风俗，它们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十分强烈，这就是安的列斯群岛阅历的基础。它们经历了中路航线（中路航线指从西非横渡大西洋到西印度群岛或美洲的、以前贩运奴隶的航线）和《法特尔·罗扎克号》而残存下来，当初那艘帆船把批印度契约劳工从马德拉斯港运到费利西蒂的甘蔗田，运去了克伦威尔时期披镣带铐的囚犯、南欧犹太人、中国杂货商和推着自行车贩卖布头的黎巴嫩商人。

他们来到这里，这些人都来到加勒比海的一个城市，西班牙港，成了历史的总和，特罗洛普笔下的“不存在的人民”。各种文字的商店招牌纷然杂陈，街道纵横交错的闹市区，人种混杂，语言繁多，没有历史背景的沸腾的生活，像天国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新世界就仿佛是天国。作家的天国。

我们都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是由城市组成的。

又是回到家乡后的个早晨，不耐烦地盼望天明——前一天夜里睡得很不踏实。早晨五点了，外面天还不亮，没有必要拉开窗帘；接着，在突如其来的光线下看到奶油色墙壁、褐色屋顶的殖民时期建筑式样的警察局，周围种着矮小的椰子树，后面则是枝叶茂繁的乔木和高一些的椰子树，一只鸽子扑着翅膀飞到屋檐下，一排曾经很时髦、如今雨渍斑驳的公寓房屋，通向警察局的小路清晨没有行人车辆。这一切构成一片惊人的静寂。我每到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城市总有这种宁静的感觉。鲜花和山峦悠然自得，对它们的爱是意料中的事；个早晨使人困惑的是城市的建筑。从美国的花花世界回到家乡往往让旅人觉得缺了些什么，正如那些带水迹的钢筋水泥公寓房屋一样有些遗憾。窗外不再有一览无遗的景色，只有林立的高楼，一个试图拔地而起、显得夸张畸形的城市，正如从哥伦布市或者得梅因市同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美国城市的侧影。权力的炫示，平淡无奇的布置，空调开到限度，以至那些爱漂亮的秘书和经理竞相穿上羊毛衫：写字楼越是凉爽就越显得重要，摹仿另一种气候。向往甚至欣羡寒冷。

沃尔科特出席女儿的婚礼

凝重的城市里，阴沉严峻的冬天下午很短，白天像裹紧大衣的行人似的匆匆而过，房屋都像是窗口透出灯光的军营，下雪的日子里人们有置身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感觉，因为俄罗斯文学有冬季的气息。来到加勒比地区的游人准有生活在一连串风光明信片里的感觉。两地的气候是我们看了小说或明信片之后的印象形成的。在游人眼里，阳光不可能是凝重的。冬季给文学和生活增加了深度和阴沉，而在四季常夏的热带，连贫穷或诗歌似乎都不能深沉，因为周围的自然界和它的音乐一样，是如此欣欣向荣、兴高采烈（再说，贫穷在安的列斯群岛是一种生活的诗歌，它既是生活状态，也是想像力的状态）。以欢乐为基础的文化注定是浅薄的。可悲的是，加勒比地区为了推销自己，鼓励无所用心的欢乐和灿烂辉煌的空虚，非但成了避寒的去处，而且也成了逃避只有四季分明的文化才能产生的凝重感的地方。既然如此，就人民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那里怎么会有人民呢？他们对季节一无所知，不懂得一年里树叶有凋零的时候，塔尖会在暴风雪中模糊不清，街道会一片雪白，整个城市会被大雾吞没，也没有坐在炉前沉思冥想的体会；对此相反的是，他们所在的地域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只有两种重音节奏：热与湿、晴与雨、光与影、日与夜，他们受到不完全的格律的限制，不可能理解矛盾的微妙性和想像的复杂性。只好听其自然。我们无法改变轻蔑。

我们的城市并不是公认的意义所指的城市，但是谁都没有要求如此。它们决定自己的规模，特定的地方有它们自己的定义，使用的语言和诬蔑它们的人使用的一模一样，因此它们如今不是圣詹姆斯宫而是奈保尔缅怀的街道和院子以及和他的句子一样短小精彩的小巷；不仅是那普那的喧闹和熙攘而是C.L.R.詹姆斯的《边界彼方》的原型；不仅是卡罗尼平原上的费利西蒂村而是塞尔冯地区，岛上的情况正是这样：吉恩·里斯的老多米尼加岛仍旧和她当初描写的一样，塞泽尔笔下的马丁尼克岛；佩斯笔下的爪德罗普岛，即便没有了软木帽和骡子，也依然故我；眼看一个地区的文学——用法、英、西班牙几种帝国语言写的文学——在一种并非派生的、并不羞怯的文化的黎明时期依次在一个个岛屿上像花瓣洁白坚实的鸡蛋花似的结成蓓蕾、开出花朵，使人多么欣喜，产生多么得天独厚的感觉。这不是挑衅性的吹嘘，而是对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单纯的赞美：开花的季节一定会来到。

在西班牙港一个石头都发烫的下午，小街给晒得炫眼，茂盛的菟丝子攀缘到了篱笆外面，街角上可以望到椰子树和远处朦胧的山岭，叫人想起沃恩或者赫伯特的诗句“棕榈成荫的城市”，或者想起圣卢西亚岛卡斯特里斯一座木结构教堂里信徒们歌唱“耶路撒冷，黄金的土地”时哈蒙德风琴的伴奏乐声。我很难把这种空虚看成是荒凉。充满安的列斯群岛生活的是那种耐性，秘密在于不要问不该问的话，不能要求它抱有它所不感兴趣的雄心壮志。游客们把它看作冷漠、麻痹。

有人说，这里没有什么书，没有剧院，没有博物馆，总之没有什么事可做。然而，一个人无书可看时就不得不陷入思索，如果他善于整理思路，就会产生记录的要求，如果没有记录工具，最终不得不背诵，背诵是导致韵律便于整理记忆的过程。书籍的匮乏也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在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面前得到解脱，因为如今的书籍创新的不多，翻新的却不少。城市造就了文化，我们这里的城市无非是定期举行集市的小镇的放大而已，那么理想的加勒比地区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模式呢？城市周围应该有交通方便的乡间和树木葱笼的郊区，后面能有辽阔的平原就更好了。平原后面应该有秀丽的青山；前面则是湛蓝的海洋。城市中心有高耸入云的尖塔，周围则是郁郁葱葱的公园。天空要有成群结队的、带来美好回忆的鸽子飞过，城市的中心要有马匹，对，马匹，那些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已往少见的拉着四轮马车和戴礼帽的公民的牲口——想当初日出时分屋顶上方远处凉爽的山峦里雾气袅袅升腾，女王草原公园的练马场里传出忧伤的蹄声，如今已没有这种情景了——在那理想的城市中心还应该有季节性的马赛，让市民们为这些19世纪的动物的速度和神骏大喊大叫。城市的码头不应该有弥漫的烟雾和太多的震耳欲聋的机器，更重要的是，城市的人种应该是多样的，足以代表世界各地——亚洲、地中海、欧洲、非洲的文化，它的百态应该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更使人激动。市民们应该根据天性而不是根据传统自由通婚，以至他们的后代会发现追溯血统会越来越徒劳。那种城市不应该有太多的让行人感到困难或危险的街道，它的商业区里应该口音混杂，带有古老语言的痕迹，下午五点钟以后应该静下来，它的码头星期日应该阒无人迹。

生活在热带海洋边上的沃尔科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西班牙港，在商情和人情方面都合乎理想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应该悠然自得而不是行色匆匆，也就是雅典成为文化回响之前应有的模样。

西班牙港美的建筑是工匠手艺的理想的结晶，不是钢筋水泥和玻璃的大厦，而是巴罗克式的木工，每一件奇妙的设计看上去不像是实际的建筑物，而更像是一幅建筑物的晦涩的图画。城市后面是卡罗尼平原，公路旁边是村落、印度祈祷者的经幡和小贩的水果摊，天上飞来的朱鹮像是飘拂的旗帜。照片上的贫穷！风光明信片上的悲哀！我不是在重建伊甸乐园！提起“安的列斯群岛”时，我指的是阳光、工作和生存的现实。我指的是乡村小路边的一座房屋，指的是加勒比海。海的气息是生存的气息，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希望的气息。生存是执着的胜利，当许许多多事物使诗歌这一行成为无用的时候，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正是由于精神的执着——一种崇高的愚妄。那些事物可以用一个集合名词——世界——来概括。

如此说来，这就是安的列斯群岛的可见的诗歌。是生存。

如果你想了解人们看待这些岛屿时所怀的安慰怜悯的心情，不妨看看描绘安的列斯森林以及它们特有的棕榈树、蕨类植物和瀑布的染色版图。它们像供教学用的植物园一般整齐，天空仿佛是一个玻璃橱，下面是别处移栽来的、刻意布置的花草树木，供人漫步或者驾车观赏。版画家和地形测量员镌刻这些景色时，支配他们的工具和铅笔的是一种怜悯心情，给村落起“费利西蒂”这类带有一丝讽刺意味的名字的也正是这种怜悯心情。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都从错误的角度，用错误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郁郁葱葱的地方。引起伤感的是这些图画，而不是热带地方本身。这些描绘榨糖厂、码头和穿当地服装的土著妇女的精致的版画被看成是支配版画家和日后的摄影家的历史的一部分。历史能改变艺术家的观点和手法，形成它自己的观点；它出于对过去的缅怀可以重新起一些地名；它可以把耀眼的热带强光减弱成康拉德冷眼观察的散文和特罗洛普游记里的伤感阴郁。

游客带来了他们本身疾病的感染，他们的文章甚至把风光变成哀怨和自我蔑视。从建筑到音乐，每一种努力都给贬低为模仿。特罗洛普的作品里就有这种概念，他认为既然历史以成就为基础，而安的列斯群岛的历史先天不足，后天又因一连串的屠杀、奴役和契约劳工而令人沮丧，因此文化的形成难以想像，那些败落的港口和使人感到压抑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甘蔗种植园，根本创造不出什么东西。可是安的列斯群岛的青山绿水和它的充满活力、种族多样的人民都不能苟同这个观点。你走近一处瀑布就会不由自主地站停脚步听它的轰响。如同勃罗德斯基所说，像马一样滞留在19世纪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像是处于上一个世纪的节奏之中，和西印度群岛的小说一样。

即使在格雷厄姆·格林那样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家眼里，加勒比地区也带有一种挽歌式的悲怆色彩，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悲哀的热带”的绵绵不绝的忧伤。勾起他们的悲哀的是他们对待加勒比的黄昏、雨天、疯长的草木和加勒比城市的虚荣攀比的态度，在那些城市里，现代化建筑的庸俗的复制品同矮小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悲哀和日落时的烦躁和遭了病害的椰子树的黄叶一样会传染，但是英国、法国或者我们某些侨居海外的作家描写这种悲哀甚至病态心理时所用的方式有些不对头，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在于观察的角度不对，对所观察的人有所误解。

沃尔科特的绘画作品

这些作家描写了我们未完成的城市的抱负，它们的没有实现的说教式的结局，但是加勒比城市可以在它对自己的规模感到满意时停步不前，正如加勒比文化之不再发展是因为它已经形成。决定它规模的不是游客或者客居他乡的人，而是它自己的居民和建筑。对于那些说你还不是城市，说你没有形成文化的人不妨这么回答：我不是你的城市，也不是你的文化。以后“热带的悲哀”可能会少一些。

在这个木筏似的领奖台上可以听到波涛拍岸般的掌声，我们的风景，我们的历史“终于”得到了承认。《终于》是最早描写加勒比的书籍之一。作者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旅行家查尔斯·金斯利。那本书是把安的列斯群岛和风光和人物引进英国文学的早期作品之一。我没有看过，但猜想它的调子是温和的。安的列斯不能写自己，只能由别人，由特罗洛普，由帕特里克·利·弗莫尔来写，笔调该是我试图描写费利西蒂村的庆典仪式时的笔调一模一样，以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心旷神怡的外人身份来写，即使在费利西蒂村观光消遣，仍旧置身事外。隐藏的东西是不能被人爱的。游人不可能爱，因为爱是静态，而旅游则是动态。假如他回到他所爱的地方留下来，他就不再是游人，而处于专注的静态之中，成为爱上地球上那个特定的地方的本地人。因此，不少人说他们“爱加勒比”时，是指有朝一日他们打算再来观光，但永远不可能在那里定居，这是游人和观光客常有的善意的侮辱。再好心的游人也采取居高临下的欣赏态度，浮光掠影地游览这些岛屿，看看它们的奇花异草，它们的贫穷落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散文已经美化了它们。它们的旖旎风光给看过之后也就抛在脑后，正如假期一样。

笔名为圣琼·佩斯的亚历克西斯·圣勒日·勒日是位以诗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的列斯群岛人。他出生在瓜德罗普岛，用法文写作，幼年时代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一个庄园里度过的，他描写自己作为一个条件优越的白种孩子的童年生活的诗歌，如《忆童年》《赞歌》和以后的《仿效鲁宾孙》，感情清新明澈，没有一个前人可以相比。像贸易风似的带着盐味的、终古常新的和风终于初次出现在书页上，书页翻动和棕榈叶婆娑的声息“像咖啡香气”似的袅袅升起。

加勒比的才华注定是自相矛盾的。有人会说，赞扬佩斯就是赞扬古老的种植园制度、骑马的监工、别墅的游廊和混血儿仆役、戴着白色软木帽的白人的语言，就是赞扬商人一等的词藻和傲慢；伟大的作家往往也干出试图隐瞒自己出身的蠢事，即使佩斯否认他的出身，我们也不能否定他，正如不能否定非洲诗人艾梅·塞泽尔那样。这不是迁就，这是作为诗歌的带有讽刺意味的领域的特色，因为当我清晨看到槟椰子树拂动叶子时，我觉得它们是在朗诵佩斯的诗歌。

佩斯缅怀他作为白种孩子的童年的、散发着芬芳和灵气的诗歌和费利西蒂村棕色皮肤的小弓箭手身后的印度音乐，背景同是安的列斯天空下的槟椰树，同样使我感动。我从那些诗歌和孩子的脸上感到了同样昂扬的自豪。既然了解了安的列斯群岛的历史，这又有什么奇怪？世界的历史，我们指的当然是欧洲的历史。是一部部落间互相厮杀和人种净化的纪录。名不见经传的岛屿终于有了自己的创作！棕榈树和清真寺的尖顶是安的列斯群岛的惊叹号。瓜德罗普的大椰子树终于能背诵《赞歌》了。

后来，在《征讨》那首长诗里，佩斯收集了一部假想的史诗的片断，其中有边境栅门齿轮的卡嗒声，有寸草不生的旱谷，泛着泡沫、瘴气升腾的湖泊，沙暴中裹紧头巾和大氅的骑手，这些情景和凉爽的加勒比早晨正好相反，一方面，费利西蒂村某个棕色皮肤的小弓箭手听着旗帜招展的空地上传来响亮的神圣的唱词，看着有大象和神猴参加的战斗场面的戏剧；另一方面，那个瓜德罗普岛的白种孩子从长矛林立似的甘蔗田，从种植园的牛车和安的列斯天空仿佛古印度和阿拉伯书法的竹叶组成的图案里收集他自己的史诗的片断，看来两者有很大的反差，性质却没有什么不同。从《罗摩衍那》到《征讨》，从瓜德罗普到特立尼达，到处可以看到破灭的非洲王国、亚州的断垣残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遗迹的断片，不是埋在地底，而是在我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搏动。

沃尔科特在圣卢西亚家中

一个弱视的小孩朝着爱琴海一个水湾的平静的水面用石片打水漂儿，那个普通的挥臂动作包含着《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跳跃的诗句；另一个小孩在乡村庆典射竹箭，再有一个小孩在加勒比黎明时分听着槟椰子树叶的飒飒的进行曲，事隔几千年，远隔几个群岛，佩斯史诗的浩浩荡荡的远征军带着部落神话的片断就是从那个声音中开拔出发的。对于每一位诗人来说，世界上永远是黎明。历史是被遗忘的失眠之夜；历史和对自然力的敬畏永远是我们最早的发端，因为诗歌不管历史如何发展总是要爱上世界的。作家发现自己目击一种初露端倪的文化的明朗的早晨一枝一叶地逐渐形成时会产生欣喜的力量，为自己适逢其时的好运庆幸，这正是人们，特别是住在海边的人们为什么喜欢向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的原因。然后“安的列斯”那个名词像潋滟的水面那样泛起涟漪，树叶、棕榈叶和禽鸟的声息便成了一种清新的方言土语的声音。侥幸的话，具有个人特色的词汇，诗如其人的格律，溶入那声音之后，躯体便像一个行走的、苏醒的岛屿似的活动起来。

清新的语言和清新的人民，这就是值得庆幸的祝福，也就是必须承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任。我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是代表他们，如果不能代表他们的形象，至少代表了他们的名义。同时也代表了他们交谈时用的方言，正如那些名称比英语更柔和、更青翠、更生机勃勃的树木的叶子—— 峡、海浪林、小船林——或者那些树木所指的山谷——圣夏克洼地、麻邦崖、林海子、竹林——或者那些空旷的海滩——醉湾、洼地屋、 ——这些名称本身就是歌谣和故事，发音不用法语，而用土语。人们早晨起身时可以听到两种语言，一种是树木的语言，另一种是小学生用英语朗诵：放眼四望，唯我独尊，我的权利无人和我相争；从中央到四西八方的海滨，飞禽走兽都奉我为王君。啊，孤寂！哲人们在你脸上

见过的千般妩媚如今何在？我宁肯身居忧患，受怕担惊，也不愿做这个可怕地方的主宰。在乡村，一个名叫森杉的姑娘用同样的格律，她在拍手顿足声和自制的提琴、镲镲板和羊皮鼓的伴奏下唱道：

如果我对你说那使我痛苦，你会说：“一点不错。”如果我对你说你刺伤了我的心，你会说：“一点不错。”如今的孩子们

不再动辄玩爱的游戏。

日出并没有因为日出而湮没。历史仍旧存在于安的列斯群岛的地形地貌，存在于它的花草树木。大海和中路航线上海难丧生的奴隶们一起叹息，为土著加勒比人、阿华克人和泰诺人（阿华克人是美洲哥伦比亚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泰诺人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两者均已消亡）的惨遭屠杀而悲叹，它流淌的鲜血染红了基地上的银苞菊，拍打沙滩的海浪抹不掉非洲的记忆和绿色监狱木栏似的甘蔗林，被招慕来的亚洲劳工，费利西蒂的祖先，仍在那里服役。

那是我童年时期观察周围所得的印象和初期写诗的体会。出自工艺人之手的坚硬的桃花心木雕刻：脸型，沾有树脂的人物，工人、带着通常不起名字的黄狗、前臂抱着弯刀、站在路边的男人；他天没亮就已起身、正要去高地农田干活，由于拂晓的凉意添了一些衣服，高地的农田高他家有好几英里，但那是他自已的土地；还有早上挣扎着起身的渔民、货车马夫，这些原先都是非洲的片断，如今在岛上生活适应、定型、扎下了根，他们像树叶一样是文盲；他们不识字看书，只在书中被人描写，但是他们如果有了足够的学识，也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学。

然而我们的旅游介绍小册子把加勒比海描绘成一个游泳池，合众国伸出佛罗里达那只脚浸在蓝水里晃动，海上岛屿像是浮动的充气橡皮玩具，支起小伞的小木筏上搁着饮料朝她漂去。那些岛屿出于穷困无奈才用这种方式来推销自己；它们的本色蒙受着季节性的侵蚀，同样的服务形象一再重复强调，以至岛屿和岛屿之间没有区别可言，落得一个海洋生态遭到污染、地产交易由部长们操纵的前景，这一切只导致“快乐时光”的音乐和龇牙咧嘴的客套。对于观光客来说，我们的又是什么？连续两星期的大晴天，皮肤给晒得像桃花心木那么红，戴草帽和穿花衬衫的本地民谣曲乐师没完没了地敲打“黄雀”和“香蕉船曲”的节奏。实际的地域要宽广得多——超出了岛屿地图标出的界限——那就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和它的回忆。

以沃尔科特名字命名的博物馆，由于资金短缺，该馆或将关停

整个安的列斯群岛，每一个岛屿，都在竭力回忆往事；每一个心灵，每一部种族的传记最终在遗忘和迷雾中消失。穿透迷雾的一束束阳光和突然出现在无际的彩虹。那就是安的列斯的想像的努力和辛劳，点点滴滴地用竹编框架重建它的神像。

自从阿华克以来的大屠杀是安的列斯历史的遭到摧残的根源，近似良性疫病的旅游业会侵染所有那些岛国，不是潜移默化，而是以感觉不到的高速度，直到每一块岩石都被那些白色大鸟似的旅馆的粪便和进步的强光和袭击染成白色。

这一切都将消失，民风古朴的山坳角落将荡然无存，发展将把所有的艺术家变为人类学家或者民俗学者，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值得爱护的地方，一些不赶时髦的小山谷，那里淳朴的风气还没有被变化的危险所败坏。不是使人发思古幽情的地方，而是像阳光一样平凡单纯的闭塞的神圣场所。我并不是夸大其词，那些地方确实受到了威胁，正如推土机前面的地头，测量员皮尺前的海杏林和枯萎病前的山那样受到威胁。

还有一个启迪：苏弗里埃尔镇外草木茂盛的山谷里一座简陋的石头教堂，镇上的房屋仿佛要给山林挤进一条褐色的河里去了，阳光下的树叶绿得滴油似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落后的地方如今却受到了重视。我不想把这地方看成是神圣的，也不想赋予它什么，甚至不想让它留在记忆里。穿着做礼拜罩袍的非洲儿童从普通的水泥台阶上下来走进教堂，扶疏的香蕉叶闪闪发光，院子里停着一辆卡车，老年妇女蹒跚地向门口走去。这里应该绘制一幅真正的壁画，不是什么杰作，然而没有地理和历史的限制，却有真正的信仰。

这一切会多么迅速地消失！我们正被赶进我们希望是难以进入的地点，羊肠小径尽头的绿林深处，或者海边的地头，从那里望到的不是旅馆，而是只无一人的长滩，远处只有渔民们的像是一个大问号的炊烟。在土著居民眼里，加勒比地区并不是一首田园诗。土著像树木，像海杏林或者山那样从土地汲取干活的力量。它的农民和渔民不是供人怜悯或者摄影猎奇的；他们是流汗的树，树皮蒙上一层薄薄的盐花，但是岛上每天都有无根无柢的树作为诉讼一方在签订有利于承包人的契约，彻底毒害着海杏林和山。有朝一日，当地的政府不仅会问树林和海湾，也会问整个人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脸庞，那些容易堕落的天使，光滑的黑色皮肤和费利西蒂的亚洲儿童观看《拉姆里拉》时惊喜地睁得大大的白色眼球在这里重现，两种不同的宗教，两个不同的大陆，使人心里充满欢乐的痛楚。但是哪有不带担心的欢乐？我站在这个领奖台上，全世界注意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我不免担心自己有保持这些单纯的欢乐不让它遭到侵犯的自私之嫌，这并不是因为欢乐的单纯而是因为它的真实。它的真实性可以和佩斯在领受这一殊荣时相比，佩斯从槟椰子树的飒飒声里听到了他自己的小亚细亚史诗的章句，就是想像力在其中徜徉的内心的亚细亚（如果说在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外还有想像力的话），它们的真实性也可以同费利西蒂村旗帜招展的空地上朝天空射箭的小弓箭手的欢乐相比；我现在充满感激之情的欢乐和带有幸福感的担心正像一个打开练习簿认认真真写下眷恋我们的平凡状况的诗章的孩子，诗章也许能包含一个默默无闻的岛屿山头的光明。